汪涌豪: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

时间:2011-10-09 08:53:12 字体:[ ]

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当了解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是他的家国情怀后,就会理解,受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乡愁较西方人而言可能更强烈一些,中国人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

“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讲演者小传

汪涌豪,浙江镇海人,1962年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古代哲学与史学。著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批评的考究》等,主编《中国诗学》、《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等。

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向各位谈谈“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因为此刻身在异国,对我而言这个话题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我正可以借此体会古代中国人对乡土的深切感怀;而各位则可以从我、一个不怎么适应此间气候、饮食的中国人这里,获得此种观念究竟有多深刻与持久的信息。

一、基于文化传统的深层情感

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

应该说,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原本是人类共同的情怀。所以在这个题目下,我们看得到各种慷慨高尚的志节,乃至悲壮凄婉的情感。用各位习惯的说法,因为故乡是人自身的确证,是人认识世界最重要的起始。中国人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受特殊生存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特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化意味,更值得人探讨和发扬。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于“中纬度文明带”,但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它除了有一面临海的大河大陆型的基本地貌,它主要的文明地区地势低平,加以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造成了特殊的农耕社会之外,仍无法掩盖其实际存在的近乎封闭的性质。所谓“禹、稷躬耕而有天下”,从早先的原始部落,一直到春秋战国,广大中原地区的文明几乎都可归因于封闭状态下的农业发展,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的治世方规,还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整套家族宗法制度,都无不与之相密合与相适应。

譬如,因为前者,中国人主要采取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生产。又因相对而言的民众土寡,迫使人必须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所造成的技艺与工具的完善,又反过来促使人更注意适应土地的生命周期,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另行开辟屯垦之事。由此,它所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与外部世界关系松散甚至隔绝的区域性小社会。因为后者,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对既等级森严又上下亲和的宗法权威的维护,对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对一种顺天乐俗的生活情趣的崇尚,都是其表现。这与早先中亚游牧民族或欧洲海上民族通常更热衷向外拓展相比,区别很是明显。

我们要说的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正是基于上述文化传统产生的。这种意识与情怀有一个基准性的情感表达就是“安土重迁”。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至于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基于上述农耕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所以,这个社会不需要创造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不破坏这种关系。而类似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就是对“稳定”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类似“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出现。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吗,那又怎么讲?其实那主要就一个人的行当选择讲,而不是说人可以随意背离故土。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依然恪守这种原则。有一位叫胡祗遹的士大夫写了一篇《论逃户》,称“汉人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蚕织而衣。凡所以养生者,不地著则不得也。故安先世之田宅,服先畴之畎亩,守前人之世业,十世百世,非兵革易代,掳掠驱逐,则族坟墓,恋乡井,不忍移徙。此汉人之恒性,汉人之生理,古今不易者也”,又直斥人背乡井,弃世业,抛掷百器,远离亲戚,“此岂人之性也哉”,将中国人为何“安土重迁”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如果有人悖此而行,就会受到习俗的排斥,甚至官府的惩治。因为在各级官吏看来,这些人远离故土,没有本业以维持生计,又没有家人羁縻与牵绊,是最容易不把道德声誉放在眼里,也最容易惹祸,沦为不守法令的盗贼与巨魁的。所以,通常好以治下无不业的“客寄”、“浮脚”,作为自己政绩的证明。

说到这里,相信各位一定会想到孔子讲的“父母在,不远游”了。确实,这种不离弃父母远走他乡,也是出于对宗法社会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因为所谓“宗”,依《说文》的解释就是“尊祖庙也”,汉字的书写从“门”从“示”,“示”谓神,“门”谓家。自周天子行“家天下”,《周礼·大司徒》就明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孔子既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努力学习周礼,“入太庙,每事问”,自然也恪守此规范。当然,“不远游”不等于绝对不让人出门,只是说,当你一定要外出,对父母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安顿,自己则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不然无目的地游荡,会徒增父母的困扰。是所谓“游必有方”。

至于为避乱、逃灾、求仕、谪居和从军,种种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人更不免经常要离开乡土。尽管如此,他们全部的情感与想象仍会留在自己的乡土,他们感觉中最好的人事也仍然是乡人与乡情。这一点,对今天更乐意周游世界的各位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还有,你们都不愿做所谓的“困守者”,更愿意领略与自己不同的生活,并乐意与不同生活中的人交朋友,你们的说法是,“有友谊的地方就是故乡”,甚至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总会遇到故乡”。我所喜欢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Fri sch)就这样说过。但中国人不这样,只要你有留意,乃或与中国人有交往,你就知道,尽管他们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所以,通常是这样,当他们离家越远,心反而贴得更近。

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97年前就到过中国,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的感受: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农人能给人如此纯真又如此亲近土地的印象,“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又带着童稚般的信赖归于那对他们是真正的母腹的大地”。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不到60岁的生命,有一半是在中国度过的,对此也印象深刻,在《中国经济心理》一书中他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他的根扎在家里,不管是在遥远的异国受苦受累,还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商旅迢迢,他都是父母之族的一份子”。这些与更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国人》中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酷爱自己家乡的民族,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忍受种种饥寒交迫、虐待凌辱和艰难险阻,但他们也仅仅是漂泊流浪而已。他们最热切的期盼和刻骨铭心的追求,就是最终要回归故里,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百年之后,他们要与自己的先祖们归葬在一起”,完全一致。中国人管这个叫“狐死必首丘”,“越鸟朝南枝”。

二、深切的践履与经典的表达

王昭君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自请远行,就此结束150年的铁血战争,并为以后留在中国的匈奴人融入农耕文明创造了条件,这样的见识与勇气足以媲美唐文成公主。但是所有这一切古人都不去写,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其远离故土这一点上。

这里我们引到了诗。法国人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nbspHervey-Saint-Denys)是将中国诗介绍到欧洲的先行者之一,他通过中国诗得到的感受是,所有中国人身上都有一种特别的倾向,那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这种倾向在别的民族中没有这么根深蒂固。保尔·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出版过《中国古诗选》,在该书导言中也说:“不论是解甲的士兵,还是退休的官吏,最后都要重归恬静的故乡”。英国人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甚至说,“倘若说中国诗歌的一半是关于别离的,这话并不过分”。他们的阅读经验,都可以和上述凯泽林等的文化观察相对照。

为了加深各位的印象,我以昭君出塞的事情做例子。汉元帝时,宫中女子王昭君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前后嫁给两代单于,是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段佳话。以各位的认知,大概都会为她庆幸,因为据《后汉书》记载,她入宫数年,都没能见到皇帝,正积悲怨,现在有机会摆脱深宫的凄凉,享受尊荣和爱情,真是喜事。但中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因王昭君从此再不能看到长安,远离故土,而认定这根本不是什么幸福。所以,自南朝以降,历代诗人都怀着同情,一个劲地替她抹眼泪。如杜甫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王安石有“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等等。

其实,和亲一直以来就是汉朝的国策,特别是因武帝晚年虚耗国力,汉朝已无力再承受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昭、宣两朝短暂中兴,也不足以挽回颓势。而在另一边,匈奴因为内斗分裂成南北两部,鉴于乌桓等东胡部族的崛起,自己与中原的互市中断已久,国贫民困之下,想到用朝觐、质子、贡赋甚至和亲等办法,内附为汉朝外臣,也是势所不得不然。此时,王昭君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自请远行,就此结束150年的铁血战争,并为以后留在中国的匈奴人融入农耕文明创造了条件,这样的见识与勇气足以媲美唐文成公主。但是所有这一切古人都不去写,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其远离故土这一点上。一直到明代,名诗人李攀龙的《和聂仪部明妃曲》还在感叹:“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这样的代人立言,在在可见古人乡土意识的强烈。

王昭君的诗都是别人替她写的。大诗人李白各位一定更熟悉,我们再看看他自己写的诗是如何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中国人的乡土情怀的。李白出身在中亚的碎叶,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近。当然,也有说是出身于条支、大食、焉耆或长安的。5岁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江油。自23岁出蜀漫游起,就很少待在家里了。先是南到广东苍梧,东涉溟海,西入长安,北上太原,隐居于湖北安陆和山东徂徕山。在经过中间一段短暂的入朝经历,赐金放还后,又再游齐鲁吴越各地,并北上幽燕,一直到晚年客死当涂,就是今天安徽的马鞍山,可谓一生都在异乡漂泊。据清代为《李太白集》作集注的王琦说,他出蜀后“绝无思亲之句”。此外,他一生四娶,对家庭也没尽过什么责任。所以日本学者笕久美子(KAKEHI kumi ko)女士在《李白结婚考》一文中,称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身为一家之主,或作一个丈夫,他让人指望不上,靠不住。

他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带夫人一起走呢?人们找不到确切的史料说明,于是按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的提示,认为可能与他出身西域胡人有关;再结合同时代魏颢《李翰林集序》中对其特异形貌的描绘,以及他给两个儿子所起的迥异于中土的名字,断定他自小缺少中华文明的熏陶,所以才这样不以离乡背井为意。然而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今天为所有远离乡土的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名作《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正如另一位日本学者松浦友久(MATSUURA Tomohisa)说的,其实,他把一生投入旅途的过程,就是把故乡作为情结,深深地扎根在心底的过程,因为一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是无法体会如潮水般涌来的乡愁的。也就是说,李白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远离,才在心里无限地接近了故乡。

这使我想起同样伟大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一句诗:“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回归故里”。看来,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都会有类似的情感。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客居瑞士堤契诺时创作的那些作品,不是仍洋溢着浓烈的德意志民族的浪漫精神吗?他甚至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和“精神避难所”呢。还有托马斯·曼,因受纳粹迫害,国籍被剥夺,著作被禁止,不得不离开祖国,长期流亡。先到瑞士,后去美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抬头,已获得美国国籍的他又不得不选择离开,直到客死异乡。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凡我到处,皆为祖国”。明乎此,我想各位就能够理解李白何以如此的原因了。在他的意识中,是用一生来怀恋乡土。所以,有个建议,如果各位暂时没机会去中国住一阵,或真正结识几个中国人,那么,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读中国诗。这些敏感到尖锐的表达,是中国人乡土情怀最集中的体现。

此外,还可一说的是,当远离乡土,什么时刻最容易触动中国人的乡土之思。东西方一些研究者已指出过,首先是节日,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西方人不能在圣诞节回家,伊斯兰兄弟不能在开斋节回家,我们的东方邻居日本人不能在盂兰盆节回家,都会引动人掀起浓浓的乡愁,写成热血的诗章。其次是秋天,因为秋天是摇落的季节,最容易让人想到回归本原,还有最可靠的亲情的温爱。再次是黄昏,因这是一天劳作完成聚居休憩的时候,百鸟归巢,千兽入洞,自然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了。此时,如有一客子天涯孤处,独登楼头,一定伤感。最后就是月夜了。在西方文化里,人们对月亮并无太好的联想,甚至有时还把它看作是不祥之物,有些地方的人们说,人的疯狂是受它影响,人疾病的起愈也与它的盈亏有关。再要么,只是将它看做冷星球,如雪莱《世间的流浪者》诗中所吟唱的,“你苍白而瘦弱,在天庭的路上流离漂泊”。但在中国文化中远不是这样,它是人的朋友,是人一切美好感情的最适切的见证。它的阴晴圆缺让人想及与故乡故人的离合聚散;它没有偏私的普照遍盖,让分处各地的人同生远念,进而感到“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诗意的安慰。

前面我们说到李白《静夜思》,其实正基于这样的情怀。德尼侯爵曾评价过这首诗,说它的不足之处在于需要解释,“解释得少点而又让人悟出更多的意思实在是很困难”。这对法国人说可能是,但对中国人,月亮与故乡的联系实在紧密,根本就无须解释。有时一解释,反而破绽百出。譬如德尼侯爵所作的那样是这样的,“这首诗谈的是一位在明月夜醒来的游子。他起初以为天亮了,出发的时候到了,于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显然,侯爵到底还是没能读懂这首诗。请问:此时的李白为什么单看月亮不看别的,譬如是否起风了、下雨了,对一个将要出门远行的人来说,这些难道不比有无月光更为重要吗?再说,即使当天晚上看不到月亮,他就不可以吟出“举头望明月”的诗句了吗?关键是,他心里有月亮啊!

三、一种深沉持久的文化乡愁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而正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

这就是乡土情怀对中国人心灵的植入,它是那样深切地扎根在人心底,以至成为其情感最深层的底色,认识世界最稳定重要的“内结构”。所以,在讲演快结束的最后我必须说,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而正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中国很大,中国的古人很容易在各自生命的不同阶段和场域体会到这种痛苦。一旦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内在的基因不可避免地被激活。此时所谓乡土意识的文化根性就会逃无所逃地显现出来,以至于有时人已慨然赋归,心仍不能平复。自几个世纪前东西方文明初度交往,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敏感而真实的文字记录,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现在,各位在世界各地,一定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你起初觉得讶异,继后略感不安。但当你了解了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家国情怀,你就会理解,这基本上与你为生活和事业去中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受传统的影响,这个中国人的乡愁可能更强烈一些,他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尤其是今天,全球化特有的“统合”、“压缩”性质,使得现代人普遍产生出一种类似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说的“现代性乡愁”。这种乡愁依托深厚的文化母体,在每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易于感受。故当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稠的乡愁,这个乡愁虽可能沾带有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所说的“家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home),但从根本上说,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

本来,我只想简单介绍中国人的乡土观,没打算说到它背后的历史意识和深沉持久的文化。现在,我的结论是,这种对乡土的怀恋,其实就是对广义的中国文化的怀恋。用中国学者李大钊的区分,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那它就是静的文化;再依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一书所讨论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游而求食”的“动物文化”,那它就是“植根于土壤”的“植物文化”。中国人对乡土的怀恋,就像树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这是我最想告诉各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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