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共执政六大创新点

时间:2013-04-05 14:56:14 字体:[ ]

作者:陈红太
文章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2013年第1期


  本文对十八大报告中的小康社会目标、人民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经济、健全协商民主、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党的建设等六大执政创新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其中对中国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对未来党的执政和科学发展的影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关着力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解决权力腐败与脱离群众问题的经验借鉴,生态文明建设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必然和对比依据,解决理想信念和运用民主法治能力的党性自信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具有启发和创新性观点。


关键词】 党的执政 人民主体 市场经济 协商民主 生态文明 党性自信


 作者: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科学地总结了党在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尤其是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在科学发展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对未来党的执政和科学发展具有极强现实指导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目标。基于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十八大报告的鲜明特色。本文仅从小康社会目标、人民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经济、健全协商民主、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党的建设等六大执政创新问题,对十八大报告做一些尽可能深入地解读。


           一、破解“发展”难题,将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尤其是徘徊在30006000美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越不过去的坎。据林毅夫教授对1950年2008年数据统计可见,在二战以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跟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及以上的百分点。这28个经济体绝大多数是欧洲国家,如果再把其中的石油或钻石生产大国刨除,就只有12个经济体。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现在学界把一些国家人均收入达到30006000美元之间,就会出现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我国GDP为47.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达到5431.8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我国能够像十八大报告设定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人均GDP跃上一万美元大关,实际也破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千万不要轻视“翻一番”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发展瓶颈,是有一定难度的。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较典型的主要是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这些国家发展的共性:一是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二是金融体系脆弱;三是收入差距过大;四是公共服务短缺;五是创新能力不足。还存在贫困集中、就业困难、腐败严重、城市化病、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目前,我国科学发展面临一系列这些共性问题。如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深化金融改革困难,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要素驱动惯性依赖、权力贪腐现象蔓延等。尤其是社会建设和反腐败相对滞后造成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满足民众需要的矛盾,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权力贪腐难以遏制和不断社会化等问题,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是接受时间和实践检验。


跨过“中收入陷阱”,中国比较乐观的期待。从2008年至今,林毅夫教授一直认为,在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具备这些国家的一些发展要素,如政府在产业和技术升级中的主导作用解决分配不公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利用后发优势深化市场改革,中国经济仍具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潜力重庆市长黄奇帆也认为,唱衰中国没道理。中国在抵御经济风险方面比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至少3个3万亿美元的调控能力。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债务余额,3万亿美元国企净资本。即使遇上经济风险冲击,有了这三套三万亿美元的“防弹衣”,也完全可以抵御。


中国能够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优势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确定的第一要务、核心立场、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已日益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单纯的投资拉动、强调外向型经济逐步转向消费拉动和内外平衡发展,从依靠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从城乡差距拉大到城乡一体化协同优势互补发展,从“三高两低”到绿色发展、加快服务业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两型社会”,从单一的文化垄断或产业化向公益文化和产业文化并举的转变,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满足民生不断增长的公共需要、逐步解决分配不公和社会建设滞后问题,认识到党性建设和解决贪腐问题的极端重要和急迫性等等。这些理念和公共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必将为中国成功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组织体制机制保证。这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政治优势。



           二、“人民主体观”将开辟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


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和实践发展观,也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辩证唯物史观,将更加鲜明地成为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的执政理念。十八大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必须坚持的“共同信念“八项基本要求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成就和成功经验的正确总结。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七常委面见中外记者的讲话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正是中国人民的无比勤劳和坚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为此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人民主体观”的凸显和重新强调,把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的实质确定为人民主体地位的能动发挥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活力机制有机结合,这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初步展现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思路,会逐步形成新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新的理论创新的泉源活水,不仅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极富启发,还有可能继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以人民为主体,将更加明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和实践内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人”,不是脱离社会关系和生活实践的、孤立的抽象的个人。“以人为本”虽然也包括对基本人权的肯定,但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人权是有阶级性和公民性的,是哪个阶级的人权和哪国政府在什么发展阶段可能和应该负责的人权。“人权”不是宗教,不具有超现实和超科学的价值,它必须在一定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和阶级结构关系中得以真实体现并实现法治保障。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劳动至上”和“人民至上”,决不能是“资本至上”和“个人至上”。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阶级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必然导致阶级的分化和多种体现形式,以阶级联合体为基本内涵的人民概念和阶级分析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越来越显示其现实价值和真切需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究竟是党的组织和执政权为主体,以少数的社会精英集团为主体,还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基层社会组织为主体,是走精英治国路线还是走的大众治国路线,现在学界把这样的分歧概括为“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实际上这样的理论分野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具有未来的前瞻性。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而不是实质仅仅代表少数精英的政党;是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实行群众路线的政党而不是仅仅为了权力授受和竞选需要一切围绕政权开展工作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应该是一体关系;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是实现人民群众最大利益和共同意志的过程;党的执政应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实现;党脱离人民群众是中国政治最大的危险;党与人民群众对立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危机;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中国所有政治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实践、制度和理论创新,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权的行使,在中央和地方的人大、政协、政府、司法工作中的参与和基层自治的主体地位,恢复、坚守甚至重建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以劳动人民至上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绿色生态建设,区别于资本精英至上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出一条真正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善于学习、服务人民、勇于创新的新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解决“权力贪腐、分配不公、法治不彰、信仰不稳、道德滑坡、人才浪费、能源依赖”等一系列体制性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不仅是8千多万中国共产党人的期待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期待,也应该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人民的期待!



         三、重塑“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性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公司制,即现代企业制度的构想;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开始突破“公有制”在数量上占主体地位的限制;再到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完善和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则明确要以产权改革为导向。主张“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实行以资本增值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实行以按资本分配为基础的股份制,以及由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基本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企业改制的总特征。


现在要改变一种观念,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地由所有制关系、也就是私有制或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比重决定的,最根本的是由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和公有制,国企以及公有制体量大小还是控制力如何,本质上并不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方式实质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资本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资本主导或支配劳动无论在生产关系还是交换关系上都已成为基本事实,在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上也都充分呈现生产方式资本化特征。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讲,到2010年,民营经济已占中国 GDP 总量的 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 80%以上,现在已经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2012年10月,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十一五”期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达到上千万元,2007年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尽管股份制“按生产要素分配”,但绝大多数或基本上是“按资分配”。以股份制为主导的分配制度,必然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贫富差距拉大态势。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12年10月16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面对面访问的3177名中国成年人中,“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受访者占81%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九十年,大体上是“三个30年”。民族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探索;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20-30年,对于中国发展至关重要,能否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建成小康社会,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经过若干年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共产党人坚持的社会主义理念贯彻到市场经济实践中去,建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按市场经济的自主和法治要求,转变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克服权力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


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以及具有人民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上体现为政府调控机制不同,还体现在公有制在所有制中的地位和比重不同,更为重要的还要在探索市场经济的功能作用、利益分配、生产组织和发展趋向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目前能够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可以有条:强化国有企业功能的公益性;提高劳动在企业监管和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和壮大共同富裕型经济组织;利用资本的活力和效率同时防止资本负面效应的放大。这是我国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可以而且能够大有作为的着力点。比如既可以充分利用生产方式资本化和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为市场经济带来活力和动力机制,但同时也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在性质和功能上主要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需要和公共事业需求的公益性企业,如同重庆市探索组建的“八大投集团”那样;除代表国家利益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外,国企的大多数既可以具有竞争性和营利性,又可以具有公益性和民生性。其次从市场经济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上做到既兼顾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又可以兼顾劳动价值及其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既发挥政府有规划的配置资源的制度优势并不断提高劳动者对企业公有资产经营过程中的监督权和分配权,不仅要提高劳动在企业分配中的比重,更为重要的是加大和完善工人阶级参与监督国有资产和保障劳工权益的制度保障。在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的开放和完善方面,要更加增加国内市场和劳动者的参股比例;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更加鼓励劳动联合体和合作资本的共同参与,根据各地实际发展需要和状况限制个人资本对土地流转集中经营的过分扩张。“重塑市场经济”是建立以劳动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也应该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


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应该而且能够做到具有上述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这些特性也是能够保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和一切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经济基础。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才能保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追求的群体性和公益性,使共产党领导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变质为不仅垄断政治权力更谋求超经济利润的一种权贵障碍,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当追求的劳动权益的保障与资本活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



        四、“民主与法治”的运用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目标



对于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建立以劳动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不仅要重塑市场和法人,也需要对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和方式做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和确立人民主体地位的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根据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发展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仅仅实行“科学执政”还不够,必须把“民主执政”与“法治执政”真正落到实处。过去的党权独断和高高在上的权力垄断性执政,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性腐败,已经不符合进行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需要和人民对深化改革的期待。向真正的人民民主与法治化执政转型,党的执政真正学会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实现执政目的,牢固确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立场和主体地位,这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与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但现实的实际情形是,人们目前最忧虑和担心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恰恰是无民主法治约束的贪腐权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干预以及寻租,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分利集团”,垄断市场并巧取豪夺市场经济资源和公共利益。这种钱权捆绑和利益交换的贪腐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和分配不公,会毁掉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党和人民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取得的一切成果。解决权力缺乏民主法治约束造成的腐败蔓延问题,必须提上中国执政党最重要的议事议程,甚至应作为党的执政建设的头等重要大事来抓,以切实的民主法治措施与制度建设,认真总结运用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和传统做法,学习新加坡等廉政国家的反腐败建设经验,在一到两个五年规划期间内,坚决解决腐败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绝不能也不应该拖延腐败问题的解决,以至危及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甚至亡党亡国


十八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路线图”。那就是中国政改的第二步是在坚持完善基本政治制度的取向上,健全甚至是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探索的主要成就,是基本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城乡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的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满足基层民众对“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需要,那么下一步中国政治发展就要向高层推进,建立党派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以及劳资协商、公私协商等各类协商对话制度,满足各阶层、各种利益团体对权利保障和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的诉求。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形成和维权诉求的多样化,要求制度建设必须适时跟进。健全协商民主,就是要为各种利益团体搭建一个平等对话、信息沟通和利益谈判的制度化平台,使经济社会建设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通过沟通对话机制协商加以解决。可以预测,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的运作,会大大拓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可作为和发展空间。健全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民主向更高一级的社会民主推进的信号,也是对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曾有过制度设计和承诺的践行


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具有双重目标,一是服务和保障市场经济建设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需要;二是反权力贪腐、反脱离群众反形式主义反官僚主义的需要。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的改革要求;一是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改革要求。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和经验策略推进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共产党人和新一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充分运用政治经验和实践智慧。像目前这样把它作为“发展中的问题”,通过保发展来渐进性解决,显然面临巨大的危险贪腐局面的蔓延和集团化社会化,会毁掉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目前可供选择的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能够有力的解决腐败问题和脱离群众等问题,有两种成功的个案值得选择性借鉴运用。


一是我们党过去从延安时期就形成的依靠党性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的整党整风运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和监督,对解决党风问题和贪腐问题,经验证明非常成功有效;但目前各级党的领导集团是否还具有过去那样“真金不怕火炼”的硬功夫,需要做实事求是的评估。没有自身的硬功夫,采取人民群众参与整党的传统做法,无异于“泥菩萨过河”。用力过猛,至刚易折。打铁确实还需自身硬。但“假李逵反不了真李逵”。体制性腐败靠党自身整顿难于解决问题,必须借助于外力。这个外力,实质是党的真正新生力,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只要人人负起责任,就不会人亡政息。”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难以解决的权力贪腐问题,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执政党的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但把群众运动的做法引入新时期整党整风,最需要改进的是与法治建设相结合。法治化的群众参与能从根本上避免领导人意志造成的无法无天、有法不依和以权乱法等问题。要充分借鉴依靠法治保障权利、自由平等和重视程序性、规范性和制度化等现代依法治党的经验,把人民参与、保障权利和程序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超越传统整党经验又超越现代以法治程序正义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模式。


二是借鉴新加坡运用“形式民主”与“形式法治”,实现可持续执政的成功经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民主与法治作为执政工具,不仅解决了执政的形式合法性问题也解决了与党治权威并存的结合问题,而且实现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服务民生的制度化。民主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力量;法治更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执政工具。现代性的政党都应该熟练掌握这两种政治工具。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议员由全国各选区通过直选产生,内阁总理由议会选举获胜的政党出任。尽管人民行动党实际操纵选举规则的制定,利用选区的划分和人民议会制度服务于党的胜选需要,但既然是一种竞争选举制度,就会有选票的压力,要让民众把手中的选票投给你,必然迫使党议员与基层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服务民生的关系。人民行动党议员办公室的周接待制度和家访制度,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制度和利用人民协会服务社区居民制度,都把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服务民生落实到制度层面,切切实实地实现了常态化。人民行动党中央党部不过十几个人,办公小楼是一个不起眼的二层建筑,它的党员和组织活动都在基层和政府之中,在人民大众之中,在基层选区之中。这种基层化和通过政府执政的党治,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可持续执政基础。新加坡还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以身示范、强有力的独立反贪调查机构、独立司法和体制以及力度极大的高薪待遇、具有廉政保证金性质的中央公益金制度、具体详尽的公务活动规定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等一系列形式法治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不利于权力贪腐发生的制度保障体系和有效打击机制,成功解决了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权力贪腐问题。



         五、生态文明建设要坚决加快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



    为什么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发展布局的高度,不仅仅在于随着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们对美好居住环境和健康权的保护,越来越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公共需求,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的客观需要和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凸显,更为根本的是生态、资源和能源,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多数人的现代化。多数人的现代化就不能走靠攫取资源和能源消耗的资本主义老路。如果中国也仿效美国的发展模式,不仅没有可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以及大国之间对需求满足的不平衡,还会重新引发大国争霸战争的历史剧。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武装侵略和战争。工业化需要必要的资源和能源,资本需要市场和拓展发展空间。从葡萄牙、西班牙,到大英帝国、法兰西、德意志和日本、俄国、美国等大国崛起,都为拓展疆土和掠夺资源和能源展开无休止的征战。各国殖民地的建立和海湾战火不断,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无不与土地和石油等生存空间和战略资源有关。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原油对外依存度1994年开始(进口1235万吨)一路攀升,到2010年高达55.%以上(进口23900万吨)今年将达到57%,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预测,10年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64.5%;国际能源署更是预言,中国原油需求增速未来若保持不变,石油进口依存度或将升至80%。中国为何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如此坚决,迅速组建“三沙市”,最根本的不仅与主权有关,更与南海的能源和资源、以及作为能源资源大通道有关。据报道,南海蕴藏着储量巨大的石油、天然氣和可燃冰等資源石油储量相当个大庆油田;中国亿吨石油进口目前的主要通道,85%也都是从这条海道运进来的。


在一次荷兰大使馆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明确的说,美国不可能让中国过上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奥巴马在2010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明确表示,如果让十三亿中国人过上美国这样的高消费生活,那将对世界是一个灾难。话这样说不中听,但道理还是有一些。美国占全世界人口不到5%,却消耗世界20%的能源。如果全世界都这样消费,意味着四个地球的能源才能养活全人类。目前中国人均能耗已经达到2.6吨标准煤,相当于美国的分之。欧洲普遍在6个标准煤左右。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测算,如果中国按每年8%的速度增长,每9年翻倍,到2031年中国14.5亿人的年均收入将达到3.8万美元。中国将消费13.52亿吨粮食,这相当于2004年全世界粮食总产量(20亿吨)的2/3。到2031年,中国每天将需要9900万桶石油。目前全球石油产量是每天7900万桶。如果中国消耗的煤炭达到美国现在人均几乎两吨的水平,那么中国每年将需要28亿吨煤炭目前世界煤炭总产量25亿吨。钢铁和纸张的消费也是如此。碳排放可同现在整个世界匹敌。中国如果赶上美国人均拥有0.77辆汽车(每4个人有3辆)的水平,那么到2031年中国将拥有11亿辆,目前世界汽车总量7.95亿辆。所以布朗预测,按现在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今年作者到过上海宝钢,湖北黄石华新水泥、大冶有色,沈阳三一重装,抚顺矿业等,去年还到湖南三一重工等重工业企业考察调研。听那里的负责人介绍,由于外部经济和国内房地产等影响,钢铁业今年全行业价格下跌,传统通用的碳钢产能过剩,不锈钢和特种钢产能有限。宝钢标准普尔评级A-,世界上只有韩国浦项具有这样的信用等级,年产3000万吨钢能力,2009年销售收入285.91亿美元,在进入500强的钢铁企业中排第6位2012年连续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以营业收入489.16亿美元列第197位。就是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目前也遇到了困难。宝钢所用矿石全部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矿石成本价几乎占到钢价格的一半以上,有时可达80%。生产钢几乎没利润。这就是不可再生原料对企业发展的限制。在湖北华新水泥以及参观武汉援建的藏南华新水泥厂,才懂得生产水泥的消耗成本40%是煤炭,藏南地区没有这种资源,也是完全靠外地输入,所以藏南生产的水泥价格比内地高出近3倍。我国的发展确实面临着生态、能源和资源,三大要素瓶颈。到辽宁抚顺考察调研,导游女孩说看四样:“上大坝,下大坑,进监狱,学雷锋”。下大坑,就是抚顺煤田东西走向18公里,南北宽平均2公里百米深大坑,目前煤源已经枯竭。抚顺市过去是我国重工业基地之一,现已转到化工和重装机械。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有新思路。今年春季中国刚刚去世一位对绿色经济颇有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中国社科院的邓英淘研究员。他依据几十年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一种“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观点,认为依靠不可再生能源实现不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逻辑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认为在大国垄断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把持大部分油气资源这种国际环境下,要想实现英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性不大。所以他提出中国必须也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的现代化新路。就是大力发展水电、风、太阳、生物能(沼气)等可再生能源,转变保护生态的理念为创造生态——依靠光能和风能提升水位引来雅鲁藏布江水,在西部再造一个中国。势如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崛起思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认为,“2010年我国GDP为世界总量的9.5%,能源消费总量已占世界总能耗的19.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另一方面,以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能耗,我国的能耗比例与人口比例相当。人均能耗已达世界平均水平。有一组数据对比更说明问题,“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15.2%21.7%;日本GDP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3.3%5.1%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所以,中国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靠现在的能源消耗难以持续,必须能源消耗减下来。但依靠现在的节能减排,靠能耗指标限制用电量、改进工艺等等措施,还不足以维持高增长下的能源消耗。中科院士徐建忠认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15亿,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能源消耗按照传统工业化国家标准为4吨标准煤,总能耗60亿吨标准煤。我国走新型工业化国家道路,其人均能耗标准应从4吨标准煤降到3吨标准煤,我国化石能源的供应才能保证。所以必须改变过去的“三高两”(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发展绿色经济,逐渐淘汰高耗能产业。


今年7月份中央领导频繁光顾湖南进行调研,实际上湖南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提供的发展经验,将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去年作者到湖南长株潭地区调研科学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湖南长株潭地区历来以重化工业为主,优势产业多为“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规模工业企业有60%左右为高耗能企业,这个地区除娄底市有少量的煤储量外,能源基本靠外地供应。湘江水位低,产生不了水电,本来可以依靠核能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但福岛核事故核电发展受到打击。这种重工业能源消耗高与没有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长株潭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两型社会建设为什么选在湖南长株潭地区,就是因为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地区发展的难题,同时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攻克的难题


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重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2011年国家发改委编制了一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了“构建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和生态地区三大格局,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开发模式”的区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这份规划将中国划分为3个优化开发区域、18个重点开发区域、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和7个农产品主产区,强调不同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实际开发状况来确定功能定位和开发模式。这实际上就从国家规划层面确认了中国大一统的区域性多元化发展格局。这个《规划》把过去实际具有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4个政策单元变成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生态功能、农业产区”共53个政策单元,也就是针对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分布、环境状况、环境容量、发展状况,确定差别性的政策,形成不同政策分区,实行因地制宜的开发和治理;并且针对不同政策单元实行差别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对优化开发区域,考核是强化对经济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以及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等指标的评价;对两类限制开发区域,主要强化对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对生态功能的保护和对提供生态产品能力的的考核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态区域开发,更为长远的意义在于必然冲击和改变我国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一元化大一统郡县制行政规划体制农村产业化和专业化尤其是市场化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种按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的区域性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多元化大一统的市镇自治”体制,将有可能伴随我国城镇化的到来,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内自然形成。



  六、“党性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保证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重点解决什么问题?近平总书记20121115七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习总书记突出强调这四大问题最根本的是贪污腐败和脱离群众问题,只要把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发生。为什么会发生权力贪腐和脱离群众问题?下文引述20099作者讲解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几段话,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作者在地方和基层所作的调研,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党过去赖以发展壮大和引为自豪的理想信念这种自律约束机制失范,利己主义盛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旗帜的认识不到位,没有内化为党员和干部自觉的秩序和行为规范;第二类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觉悟程度不高,突出表现在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欠缺,民主法治的制度规范、社会化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不健全。


这两大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尤其是第一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危险。一个国家和政党,理想信念和意志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理想信念和意志的统一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内心与生命同体同在的自律约束机制。就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无数革命先烈和党员对党组织和党的崇高事业、神圣使命的无限忠诚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那样,认为为此献身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神圣的、伟大的。这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前进中的艰难险阻、从弱小变强大的内在不竭的动力和生命力。


科学的信仰和意志的统一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依靠的是真理的力量和事业成功的证明。中国人的信仰带有很强的功用性。老百姓信不信你既要靠真理的内心征服,也需要事业成功的长期检验。1945年我们党七大时,为什么在会场的横幅标语上写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样十二个大字,那是因为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检验,尤其经过延安19411942年的整风学习,我们党在理论信仰和指导思想上形成了普遍统一和高度一致,就是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作者在延安学习时,一个突出的体会就是,毛泽东比他同时代的领导人目光远大,土地革命时星火燎原道路的开创;抗日战争时论持久战的预测,都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1921年到1935年,14年,毛泽东确定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又经过10年,到19456月党的七大时,才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共同信仰。人们对毛泽东的信仰是靠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的胜利赢得的。这样形成的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坚固和可靠的。


我们党的十七大实际上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就是把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包括它的实践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个新旗帜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一种新的理论信仰和指导思想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道路的形成如果说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共同信仰和理论基础,并且正是依靠这种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由,建立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党的十七大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引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旗帜,就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信仰和理论基础。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和清楚。不是什么旗帜、主义和思想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主导中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这就是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个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不然就不存在《决定》所说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等问题。所以,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和确立全党的思想和信仰,是对我们党严峻的考验。


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实际上最大的考验,是理想信念的考验。还有一个就是能否运用民主法治的方式实现领导和执政。这两个考验通过了,问题解决了,我们党就会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具有坚定信念和共同理想、集中统一的、高度团结和具有巨大精神力量和凝聚力的现代化的先进政党。这样的政党,环顾世界绝对是无往而不胜的


以今天的认识水平看来,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资本化的市场经济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制度冲突,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和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集权体制的结合,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体制性引发的问题。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保持与保障民生和民权需求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相协调,也就是到了必须把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的时候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发展中问题”,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问题”。反之这些问题不仅不会得到解决还会不断扩大,以至于从根本上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或者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所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开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执政党的“共同富裕目标和民主法治化建设”内涵在“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实施中去,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消除目前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真正实现共产党执政的制度优势、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优势和市场经济竞争活力机制的有机结合,开辟改革开放又一个伟大的新时期。


这种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拓展和实践、以及制度和理论创新的过程,既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也是我国前三十多年伟大社会改革试验的继续。邓小平在1987年11月讲到中共《十三大的两个特点》时就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些话,现在仍然没有过时。拓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仍然要继续沿着“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创新发展路径。但目前这个阶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在摸着石头的过程中丧失过河的理想,不然前后左右徘徊早晚得被河水淹死;“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异化为变相的泡温泉,温泉泡久了既不愿摸石头也会忘了过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理想和信念,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的使命和继续具有领导和执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通过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实践,把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制度优势相结合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升华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这就必然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不间断地进行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理论创新,使“创新”真正成为这个具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古老大国执政党的内生原动力和时代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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